重庆古称江州。它的北、东、南三面环水，好象江水中的陆地，古代“洲”与“洲”通用，故名江州。《水经·江水注》说：“江州县，古巴子之都也。”古代巴国的领土范围很大，《华阳国志》记载“其地东至鱼复，西至道，北接汉中，南极黔涪。”鱼复今奉节县，道今宜宾市。国土占据了四川省的大半、陕西省南部和贵州省的北部。

　　对巴子的来源问题，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。一说是原住在川北巴中的流黄辛氏部落，因为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有功，被封为子国（姬姓），由巴中迁到江州建都。另一说巴族原居在湖北荆州云梦泽地区，以捕鱼狩猎为业。当时川东是古巫国地界，有盐泉产盐，渔猎民族需要食盐的数量大，故巴族与巫族历来就有商务来往。巴族建国于“巴丘”（今岳阳县至城陵矶一带山岗），后为羿所、其中有一支逃奔至巫国来，在鱼复以西建立国邑，并由此发表起来。古代长江三峡两岸山崩频繁，江中滩多水急不能通行。巴族入川的路线，一般认为是从湖北西南的清江翻越分水岭，沿大溪进入长江，再沿江而上。曾先后在平都（今丰都县）、枳（今涪陵）、江州（今重庆）建立国都。从历史地理的观点来看，后一种说法比交合理。沿大溪、清江而东下云梦泽，历来是川鄂之间来往的重要路线，明清以后由于长江三峡通航才渐被废置。

　　巴国定都江州的时间很久。这时，他们已从渔猎逐渐转移到农耕上去，国力强盛。江州附近的耕地和水利条件都不如嘉陵江中游一带好，于是巴国国都由江州迁徙到垫江（今合川），又由垫江迁徙到阆中。到阆中后，历经若干世而为秦所灭。秦统一全国后置巴郡，仍以江州为州治所在地。

　　重庆除了江州这个名称外，还有“巴州”、“楚州”、渝州”、“恭州”等名称，是历代川东地区的政治中心。

　　汉时巴郡属益州。刘备灭刘璋后，在江州置都督府。其后征吴败还，以李严为大都护屯江州。当时，李严就建议分益州为五都，别立巴州。最后刘谯纵据蜀时，才正式建立巴州。这是“巴州”一名的由来。

　　梁太清四年（公元550年）改巴州为楚州。这是因为宋、齐、梁时，郡县改名多迁就侨民。巴州多楚籍居民，因而改称楚州。《华日国志》载：“江州以东滨江山险，其人半楚。”这就是说，沿江一带有一半是楚籍人。　　

    隋文帝开皇元年（公元581年）由楚州改称渝州。这是因为嘉陵江古称渝水而得名。这个名称，历唐、五代、北宋，约有五百余年之久。至今仍把“渝”作为重庆的简称。宋朝初年改渝州为南平郡，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改称恭州。　　

    南宋时，宋孝宗之子赵初在恭州为恭王，后来承帝位即宋光宗。为此，恭州于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改为重庆府，取喜庆双重之意。也有人解释说光宗皇帝即位时，太上皇和太上皇太后俱在，临视床典，故称重庆。这个名称历经元、明、清，沿用至今。

　　重庆最早的城垣重于“巴”，因无史料可考，历经沧桑，确切的城址难以推断。秦惠文王时，公元前316年，张仪率众筑江州城。城不大，约包括现在的大梁子、小梁子、小什字一带，就是嘉陵江与长江汇口的山嘴部分。西汉时，长江水运已较前有了发展，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兴起，人口增加，城区扩大。南城扩至南纪门、解放路一带。蜀汉时期，重庆守将李严修建江州城，嫌张仪旧城狭小，“更作大城，周围十六里。”其城址已经扩展到今天的通远门，打枪坝了。据《水经注》记载：重庆“地势侧险，皆重屋累居，数有火害又不相容，结航水居者五百余家。承二江之会，夏水增盛，坏散颠没，死亡无数。”可见当时重庆人口已相当密集，并遭受洪水灾害。李严曾试图“穿城后山（指鹅项岭）自汶江（指长江）通水入巴江（嘉陵江）使城为州。”因工程浩大，诸葛亮没有批准他。传说在鹅项岭西麓还有李严凿山的痕迹可寻。

　　唐宋以后，长江水运交通日益发达，重庆已是长江上游和嘉陵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，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，商务之盛已不是四川其他城市所能比。宋末重庆知府彭大雅曾大兴筑城，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，书曰：“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，为西蜀根本。”《通鉴》胡三省注：“我朝自绍定失蜀，彭大雅遂城渝为制府，支持西蜀且四十年。”彭大雅是在蒙古人进攻重庆，战局危急的情况下筑城的，在原有基础上仓卒而成，城垣的规模不可能扩大。元代末年明玉珍攻占重庆，号称大夏国，凡十四年（1357�1371年），对城市规模或有所扩大，但未见到有关记载。

　　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订立“中英芝罘条约”（烟台条约），准许英国派员在重庆筹划通商事宜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签订“中英北京追加条约”，将重庆开辟为商埠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“中日马关条约”又同意日本在重庆开商埠，以南岸王家沱为日本租界。从此，帝国主义势力侵入重庆，各种洋行买办商业相继出现，打破了重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。1879年宜昌到重庆间的轮船通航成功，从此进一步打开长江三峡的大门，结束了川江只通木船的历史，大大促进了重庆经济的发展。最早出现的工业，有火柴、纺织、缫丝、玻璃等轻工业。这时重庆市中区已比较拥挤，因而城市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长江南岸和嘉陵江北岸，形成鼎足之势。

日机轰炸后的重庆朝天门码头

　　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中心，后来定为陪都。早在抗日战争前，国民党政府就已着手准备，1929年在重庆设市。新市区是比拟上海、天津等特别市的规格开辟的，拆除城垣，修建马路，把市区范围扩大。长江北岸扩大到黄沙溪、鹤皋岩一带，嘉陵江南岸扩大到李子坝、化龙桥一带，又两路口扩大到佛图关，比旧城区增加一倍。只是当时的人口不过二十三万人，不称特别市而已。1933年又一次扩大市区范围，将巴县市郊、南岸弹子石、龙门浩、海棠溪等渡口，以及江北城、溉澜溪、刘家台、香国寺等地统统划归重庆市管辖，市区面积达到九十三平方公里。1937年，人口达到四十七万人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重庆的工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，由原来以轻工业为主的城市转变成为重工业为主，发展了兵工、机械、采矿、冶金等工业门类。抗战期间，大批工厂纷纷内迁重庆。由于战时的需要，工厂越办越多，产品行销西南、西北各省市，各地的工业也依靠重庆协作配套。商业繁荣，使重庆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商业贸易中心。到1945年，各类工厂数达到一千七百余家，比战前增加三点三倍。市区范围再次扩大到远郊区的北碚、青木关一带。1945年全市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四万。抗战胜利后，一部分内迁工厂东返，重庆经济一度衰落。到建国前夕，人口下降到八十万人。

    重庆是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。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，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现在已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现代化工业城市。工业门类齐全，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。主要的工业有机械、冶金、化工、轻纺、食品、建材、电子、仪表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