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外甥别走！外甥别走！”当张仁杰要走的时候，老人发疯似的挽留，两个小伙子几乎都拦不住。张仁杰是流着泪走的，但心里无比高兴。    

生命太重要了，即使他是个乞讨者   

张仁杰助人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只帮求助者渡过难关。只要接受了足够的钱给求助者治病，他就会在网站上删除求助人的地址信息。“将来怎么走只能靠自己，因为你已经是正常人了。对于一些孩子，将来必须要有他们的父母承担。”   

张仁杰说，有些求助者的事通过媒体曝光之后，如果不拒绝捐款，求助者甚至能接受几十万的捐款。而让张仁杰害怕的是，这些钱到最后会害了这些求助者。   

张仁杰常常会说的一句话：“生命太重要，即使他是个乞讨者。”   

2005年秋天，张仁杰认识了在路边乞讨的杨丹和她的父母。第一次看到杨丹的时候，张仁杰发现她的脸色发紫，杨丹的妈妈告诉他，7岁的杨丹是先天性心脏病，而且已经到了末期。张仁杰问她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带孩子到医院看病的时候，杨丹的妈妈无奈地告诉他，家里没有钱，只好来北京乞讨，要点钱后再帮孩子治病。   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张仁杰白天为筹集给杨丹动手术的两万块钱东奔西跑，晚上就和他们一家人共同居住在火车道边。   

杨丹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。   

有一天，张仁杰听说一个富豪慈善家来北京大学演讲，他当时高兴得快要昏过去了。张仁杰觉得杨丹治病的钱有希望了。   

那天的演讲慷慨激昂，演讲完，张仁杰第一个站起来跟那位富豪说：我是“感恩中国”的记者，我希望他用两万元救这个孩子的命，我给他鞠了三个躬，鞠躬的时候，我流泪了。    

那个时候，张仁杰仿佛看见杨丹在笑。   

“当时他说让我和他的一个高级经理联系，那个经理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。第二天开始，我就开始给那个经理打电话，那天给杨丹检查完身体的时候，诊断结果也出来了，说需要做手术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是第五次给他打电话，我说：孩子的诊断结果出来了，温经理你能不能给我们两万块钱，给这个孩子做手术？结果他说了这句话‘你他妈的神经啊，烦不烦啊，老打电话，你不要打了！’”    

张仁杰说，如果当时这个人在他面前，他肯定就一脚踢过去了。后来他冲到医院的办公室，对医生说，这个孩子不动手术就活不了多久了，能不能他来做抵押，他来还这个手术钱，医院先给孩子做手术？   

结果所有人都奇怪地看着张仁杰，以为他是神经病。   

所以很长时间以后，张仁杰才说：“我觉得我总是在冷和暖之间行走”，也许那一天他冻坏了--   

天越来越冷，张仁杰让杨丹的父母把杨丹带回家等消息。因为心脏病人很怕冷。火车就要开的时候，杨丹低声地告诉张仁杰，她会在家里等他去给她治病。   

此后，张仁杰跑了很多家慈善机构，但是最终都没有一家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。2005年12月23日，一家基金会同意帮助小杨丹。张仁杰按捺不住兴奋，拨通了小杨丹姥爷家的电话，通知小杨丹来北京动手术。   

可是奇怪的是，电话那头沉默的。   

电话那边传来令他吃惊地消息，小杨丹昨天晚上心脏病发作，已经死了，就在杨丹快要死去的时候，嘴里还说着张叔叔一定会来救她??   

2006年12月27日，央视“影响2006”节目现场，张仁杰那组跟随杨丹一家人拍摄的照片获得了特别奖。    

当张仁杰手里拿着奖杯的时候，他动情地哭了，他说这座奖杯里装的是一个孩子的生命。“在生命和荣誉面前，我选择生命！”    
不想让自己做的事情有功利色彩  

“感恩中国”网站成立至今，张仁杰走得很不容易，他也常常摸索救助的方式，比如他发现如果直接把受赠人的联系方式告诉捐赠人，可能会导致受赠人依赖捐款过日子，甚至问捐赠人要钱。于是他后来都是问清楚捐赠人要捐多少钱，登记在案。  

有人提醒他可以和一些机构合作成立一个账号，或者成立一个组织。他自己也曾经到民政部去申请成立一个协会或者基金会，但由于条件不符合相关规定没有成功。然而现在，他对于成立组织疑虑重重，他说“如果我成了感恩中国基金会主席，不出半个月，别人就会说我是骗子，他们不会相信我了。”  

很多人都为张仁杰的生活担忧，但是他一个劲说“我身体好着呐，我什么都能干！” 没有钱，住在狭小的房子里，张仁杰都不觉得是什么问题，因为他觉得年轻就是他最大的财富。他常常幽默称把他租住的小房间门外的小巷是“感恩中国小路”，旁边的绿地是“感恩中国花园”，经常吃饭的位于立交桥下的小餐馆是“感恩中国餐厅”--看起来，他忙碌而快乐。  

但是他却觉得孤单，“在一次海潮中，有很多鱼被海浪冲上了岸，一个小男孩把他们一条条的扔回到海里。但，岸上的鱼实在是太多了，男孩竭尽全力依然不能帮助所有的鱼--”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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